记忆中的姐姐
一直都有一个冲动,想为生命中曾经的一些亲人写点什么,即使我儿时是否逗他(她)讨厌过或喜欢过,亦或是曾亲身感受过他们的关怀和照顾,一纸薄心,也只能算作自己心灵的慰藉,倾注的还有对他们的一怀感恩和思念之情。
我年少的时候,是个比较讨人喜欢的孩子,见到从门前经过的陌生人都能很有礼貌的打招呼,有人上街赶集从我门前走,去的时候我热情有礼貌地称呼别人,那人回来后还会专门带回来一些好吃的东西表扬我,而且一多半是我父母亲都不认识的那种陌生人。不过有时我也很调皮,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那种。对这事,我姐姐经常向我叹气。
我姐姐是我堂姐。我父亲姐弟三个,姐姐是我伯父最大的孩子,也是整个大家庭中,与我同辈份的唯一的女性。
姐姐在我印象中最清晰的影子,是她油黑的两条辫子和一双大大的眼睛。尤其她看着人的时候,总是自然而然地带着真诚的微笑,无论你是像我一样偶尔做了错事的孩子,还是从门前经过撞入她视线的陌生人,或是成天活跃在她面前的我们这些小兄弟和父母、亲人,看见她时,她总是微笑着看你。她微笑的眼睛仿佛会说话,像我们小时调皮捣蛋,挨了父母的责骂,你撞到她的跟前来,一副很委曲的样子立在安静的姐姐面前,她抬起早准备好的微笑的眼睛看着你,即使她不说什么,你的心情也会拂过一抹温暖,一丝舒心和一帖宽慰。姐姐的兴趣也很广泛,尤记得她经常侍弄的那把胡琴和一只绿色的口琴,委婉凄切的琴音悠悠地飘浮在耳畔,即使那时年少不懂事的我,也能从琴声里听出姐姐心底的忧伤,没有人去问个详细,相信问了也不会告诉你,而她的那些心事,大人们都是明白的。所以,后来每每伯母一讲起她的往事或是一听到的名字,眼泪总是止不住地流……
我五岁的时候,姐姐已经二十多岁。她还是一位中学的老师,写得一手好字。在后来的几次改屋和搬家的时候,从老房子里翻出她曾记过的笔记、使用过的课本,那些泛黄或已然破损的纸页上,她娟秀的字迹工整、清晰,等到我后来读中学,她曾用过的笔记还被我拿到学校去当作参考资料,让我大受裨益。她卧病在床的时候,我经常领着我的两个小弟弟到她病床前看她。记得有一次她问我:
“四儿(儿化音连读),你长大了要干什么?”
我想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:
“我要当医生!”
“为什么呢?”
“我当了医生后就能给姐姐治病了!”
“呵呵……志气真不小啊!好哇,那你快点长大,等你长大了,就把姐姐的病治好哈!”
还别说,这个志愿伴随着我好长时间呢……那时,除了我们小些的弟兄经常到她病床前看她,她才有一些笑声,剩下的时间,几乎都是与琴相依相伴的,偶尔我的母亲也会走过去,和她说一会儿话。
姐姐健康的时候(没发现病情的时候),每个周末回来,第一件事是到奶奶那儿去,拉着奶奶的手,听奶奶讲故事或是给奶奶讲学校里发生的一些事,但最多的时候是为奶奶洗头、梳头,给奶奶洗过多少次衣服、被单,奶奶都不记得。奶奶生前总是一讲到姐姐时,一边流泪一边用没有一颗牙的嘴巴不停地念叨:“那个Shao女娃子(Shao读去声,女和娃连读。乡音)真是懂事啊,再到哪能儿能找得到一个哦……”奶奶是我的亲奶奶,姐姐与奶奶还不是血亲。我家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,有必要在这里简要讲明一下:我爷爷一生娶了两房妻,头房生了我伯父,后来伯父的母亲因病死了,然后就娶了我父亲的妈,即我的亲奶奶。我的姑妈不是我爷爷和奶奶的女儿,是我爷爷娶了我亲奶奶后,在外地熬盐做苦工时的路边拣的,看着可怜,就抱回来养大的,才成了我的姑妈。虽然我奶奶与我伯父没有血缘,但伯父家的那三位哥哥和姐姐从来都当成是自己的亲奶奶,把我们三兄弟当成是自己的亲兄弟,我们这一大家子在一起非常和睦团结,即使现在都已成家立业,各自为家,但每逢过年过节,或一有空闲,都会团聚在一起,热闹非常。如果姐姐能活到现在,相信更和睦、更亲密。
我记事时,姐姐站在地上行走的日子不多,偶有一些印象是她坐在椅子上织毛衣,小小的我还曾帮她绾过毛线,白色的线,我还记得,她在家时喜欢找我母亲一起唠家常。我自己清楚的印象中记得她给我买过一顶大盖军帽,一套军装和一双小皮鞋,在那时乡下的小孩子当中,是比较神气的,似乎许多年过后,还在某处见过这顶帽子的影子。听我母亲讲,我从生下来,还不知穿过多少姐姐给我买的衣服、鞋袜,吃过多少她买给我的零食。曾经给我买的一只娃娃模样的黄颜色水壶,还被我父亲收藏在我家的柜子里,只是年久日长,已经破损不能盛水,现在里面装进去的是一些菜蔬的种子。曾经她在为我织的一件毛衣上,钉了几枚模样像“滥尿狗”(乡音,一种不知什么虫子的茧,与树皮相近的色,覆在树枝上,偶一看像树上长的一个疙瘩。“滥尿狗”是我们家乡形容小孩子尿床的一种称呼)的陶瓷钮扣,我非常喜欢,其中有一枚也是很早被我从旧时的衣服上取下来,收藏在了什么地方。
记忆中还有一个最深刻的印像是:一个夏天的午后,我和伙伴们在外面玩,听到有叫卖冰棍的小贩到我们村来了。小孩子是很贪嘴的,尤其在那个年月、那个季节,听到小贩“冰棒!雪糕——”的叫卖声一声声传来,都会蜂涌而至,围拢在小贩置放冰棍的自行车周围。那时的小孩子手上几乎没有钱,即使那时的冰棍只要3分钱一只,手上最多的,也顶多只有2分钱。围着小贩的目的,一个是馋嘴,再一个是偶尔好运,小贩的保温箱中的一些冰棍快融化完了,也卖不出去了,他会拿出来分给小孩子们,当然这样的机会很少。听到这个无比诱人的叫卖声,就连忙放下了正在玩的游戏,紧紧地跟在小贩身边。实在是太馋了,手上也没有钱,又想吃,怎么办呢?我首先向小贩抛了个“媚眼”,然后就平静地跟小贩说:“卖冰棒的,我要买一个冰棒!”小贩信以为真,连忙将自行车支起来,说:“哦,你要卖冰棒啊?3分钱一只!”还没说完小贩就把冰棍交给了我,“钱呢?”我快速地将包在冰棍身上那层薄薄的衣服脱掉,将还冒着凉气的冰棍塞进充满欲望的小嘴巴,“哦!我妈妈说了,等一下从我门口经过,我妈妈就给你钱!”小贩居然相信了!“你屋在哪里?”我说:“在上面!你跟我走就行了!”我还跑到前面带路,小贩跟在我后面。姐姐和我母亲正坐在伯母家的庭屋门口做针线活。我老远就把小贩扔在了后头,跑到母亲跟前,还真的伸手向母亲要钱:“妈妈、妈妈!我刚才吃了一根冰棒!”母亲和姐姐很吃惊地望着我,母亲说:“你哪儿弄的钱啊?”我说:“我还没有给钱!”这时小贩也从后面跟着来了,“呵呵……在屋里忙啊!刚才你小孩拿了我一根冰棒,说是回来叫你给钱!3分钱哈!”我母亲朝小贩瞪了一眼:“他问你要你就给啊!这么小个小孩子就把你给骗了?怎么在卖东西?!”转而又将矛头对准我:“这钱我不给了!你自己老实把冰棒拿给我!你还人小鬼大了,居然先拿人家东西再回来问老娘要钱了!”我有点委曲:“这冰棒我都快吃完了嘛!3分钱,你给人家嘛!”最后还拖一个长音喊道:“妈——!”呵呵……母亲才不吃我这一套:“不行,今天老子就不让你吃!老实把冰棒从嘴里拿出来!”姐姐在一旁看不下去,替我打圆场:“二妈啊,吃就让他吃呗!3分钱几大个事?我来给算了……”母亲拦住了姐姐,还是不饶我:“鬼哟!这么小一点就这么狡猾,手里没有钱的时候还敢先吃人家东西再回来要钱!这长大了怎么得了?”硬是不解气!“快点拿出来!”可我还是蛮有理一样:“我都快吃完了嘛——!”再弄了一个长音,还在那儿“咝溜溜儿”的舔吮着甜津津的冰棍。母亲实在看我不顺眼,“你拿不拿出来?好你个鬼东西!看老子不给你个王八羔子一点颜色看看,你就硬是不服我的狠气!”放下手中的针,左手(我母亲是左撇子)紧握着没有纳完的鞋底,冲出了门外,姐姐在后面扯都没有扯住。我一看情势不对,边继续唆着冰棍边脚底抹油飞也似的跑。也不知围着我家屋后这座小山包跑了多少圈了,记得有一圈跑到小贩的车前,小贩看不过去,大声喊到:“算了,算了!不要再追了,这钱我不要了!我不要了,行不?不要再追了!别把小孩累着了……”姐姐也在后面劝阻我母亲,可是母亲哪里听得进去,紧追不舍。我边跑边着急,一会儿将冰棍放入嘴里吮两下,一会儿又仓皇惊恐地向后张望与母亲的距离。那个汗水啊!可不只是汗水湿透了衣裤,我的尿都急到裤子里了啊!可母亲还在我身后边追边吼叫着。我也实在跑不动了,在小山顶上,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,“唉呀,我不跑了!你要打你就打吧,反正冰棒我都快吃完了!我不跑了!”母亲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跟过来,一把夺过还紧紧握在我手中的冰棍,扔到几米远外,将我爬在她支起的大腿上,举起鞋板朝我幼小的屁股上那是一顿猛打!开始几下还抵得过去,可是后来实在受不了了,紧接着那是一阵滔天嚎哭啊!姐姐最后听到声音从屋里来到后山,将对我严厉执行了半天家法的母亲拉开了。这才从地上爬起,模着打得发烫又生疼的屁股,张大着嘴,哭着回去了。来到母亲和姐姐跟前,还在继续嚎哭,母亲还不解气,干瞪着我,是姐姐将我领到脸盆架前,一边为我抹去了脸上的泪水和汗水,一边叹着气安慰我,教导我,才止住了哭声——说实话,有时回头想想,现在的我还没有小时候机灵啊!不过这事换来的代价真是不轻。这些记忆都是她可以在地上行走的时候的。
姐姐直接留给我的记忆不多,其他比较深刻一点的多半又是听大人们对我们讲的。姐姐从小就很懂事,很聪明。她小时候,伯父在另一个镇子上工作,我的姐姐和几个哥哥放了暑假,想到伯父那里玩,没有钱,也从没去过,是姐姐一个小女娃领着三个更小的小伢懵懵懂懂摸索着去的。那时的公交车是公家的,从县城到各个乡镇都修有石子公路,姐姐就带着那时我年幼的三个哥哥向别人打听车去的方向,上了车售票的时候没钱,售票员说:“这小女娃,手里没有钱,还不知道大人在什么地方上班,就敢带着一帮小娃出门啊!你没钱怎么办啦?”姐姐理直气壮地说:“我知道我父亲在什么地方上班,我只是没去过!我也不是不给你钱,等我下了车,我叫我父亲给你就是了!”一车人都在惊奇她胆大、机灵。售票员被我姐姐的聪慧所感动,问她我伯父的名字,在哪个单位上班,姐姐对售票员讲了后,才知道:伯父的单位就是这辆车终点站所在的那个镇里的财政所(税务和财政没有分开的时候),伯父当时是所长,在当地还是小有一些名气的。这一下车上的人都炸开了锅,纷纷赞扬起姐姐的这次“壮举”来。到站后,售票员亲自将姐姐送到了伯父所在的财政所传达室,并替姐姐向传达室的一位同志讲明了情况,遂拔通了伯父的办公室电话,将姐姐他们姐弟四人领到了伯父跟前。这件事是全家人至今都不能忘怀的,即使我还没有来得及参与,但那种情形听长辈们讲述后,一样清晰地印在了脑海里,每每想起,无不赞叹。
姐姐似乎没有遇到她心中盼望的、且美丽的青春年华中应有的爱情,至少我没有见过。记忆中一直熟悉的一个名字是一位退伍军人,名字叫张保学,是伯父托人给姐姐说的一门亲事,那时姐姐刚刚迎来第一次手术后的康复期,他经常过来看望姐姐,所以对我们都很熟,有一年的正月还在我们家过年呢!他还给过我很多五角星、红领章,还有一顶那时的军帽,只是后来都全部遗失了。这段爱情故事最终没有等来美好的结局。在姐姐离开后的若干年,张保学每年过年都要来我们家拜年,直到有一年领回来一个姑娘到我家后,就再也没有来过了。所有对他的面貌、体形都模糊了,但这个当年听起来挺威武的名字却一直不能忘怀。
姐姐的命太仓促了。听奶奶讲,有一次她从学校回来,在路边的一个小溪里洗了一下头,回来就感到头痛,到县医院(当时我们市还没有撤县设市)去检查,没有检查出什么结果,伯父就将姐姐转到武汉的一家大医院去检查,才知是患了脑癌。姐姐走的那年刚刚二十五岁。她走的时候,她生前所在的学校全体师生纷纷前来吊唁她,并送来许多花圈伴她上山。我清楚的记得,因为来的人太多了,晚上没有地方睡,所有的师生都露天窝在各个柴垛子、稻草堆旁过夜,学生们的真诚和爱戴的心,家人都很感动。姐姐得的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不是不能治愈,而是很难。听伯父讲,第一次到武汉协和医院做完手术后,基本已经控制住了病情,只是后来回家休养的时候出现了问题,癌细胞转移,压迫了视神经,所以在姐姐的短暂人生最后阶段,世界还有未来在她明亮的眸子里是一片黑暗,她整日躺在病床上,孤独地拉着胡琴或是吹奏着口琴,似乎冥冥中在期待着什么,期待着听到这琴声后能懂她内心哀伤的一位知音吧。她的最后光景很孤独,虽然时常有我们这些小些的弟弟过去看望她,偶尔说上几句稚嫩的话,逗她开心,但她心底隐藏的心事向谁诉说?虽然有过那样一段媒妁的缘,但,是不是姐姐心中真正盼望的爱情故事,谁会知道?所以姐姐的命其实也很苦。
姐姐逝世这么多年,我家每年的传统节日,还有自家的大小喜事,都要在祭完祖先以后,再摆一处酒菜,专门祭奠姐姐的亡灵,这个风俗已成了我家独有的。比如我家千金满月,我父亲还要守着我,将祭品拿出来,让我怀中的女儿向我逝去的姐姐磕头,父亲口中还念念有词:“我孙女儿乖啊,来给姑妈磕个头,求姑妈保佑我孙女儿健康成长啊……”每年清明,伯父一家人从城里回来上坟、拜祖,伯母总会在清明的那天下午独自一人来到姐姐的坟地旁,哀伤的哭诉着深深的思念之情,这一情景延续了若干年了,家人也劝说了若干年,伯母就是控制不住,她总说:“女娃子还活着的时候怎么怎么样,现在过上了好日子,女娃子却又不在了……”,说的异常悲切。
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,但在我心里,姐姐的笑貌音容宛在!
姐姐安息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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